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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日期:2020-12-18 作者: 硕博论文网 编辑:vicky 点击次数:145
论文价格: 150元 论文编号: sb2020121213172633856 论文字数:32451 所属栏目:经济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研究,文章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影响。
笔者认为在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下,我国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现出 V 型特征。在人力资本未跨越门槛时,我国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成本增加,导致部分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流出我国、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受负向筛选效应而不能进入我国。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总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并未减弱,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一直位居全球前列。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9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 1381.4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引进,不仅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充分发挥了技术溢出效应,尤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然而,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承载能力日趋减弱,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问题逐渐成为阻碍我国实现更好发展的障碍。优化产能结构、为经济建设提供持久动力,打好绿水青山攻坚战、实施严厉环境规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我国政府加强了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无疑会对各类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产生限制性约束,外商直接投资因而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环境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执行必然会增加环境指标不合格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波特假说”却提出实行环境规制有利于刺激企业的研发创新,使得当地在环境效益提升的同时企业利润并不会缩减,环境规制的实施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起到阻碍作用。
那么,我国现行的环境规制政策究竟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何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受到环境规制的消极影响?环境规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推动作用?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在以上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增强环境规制落实力度、进而实现经济与环境长久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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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加强了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关于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整体来看,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看法主要分三类。第一类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第二类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类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并不确定。
(一)国外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  Walter& Ugelow(1979)提出“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eaven Hypothesis, PHH)”,根据“PHH”相关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力度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较为宽松,所以污染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聚集。随后,M.  Mcguire(1982)提出了污染避难所效应(Pollution  Heaven  Effect,  PHE),  PHE 表明,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将使得受波及的企业有向环境规制力度较低的地区转移的动因。Copeland& Taylor(2004)首次把 PHE 与 PHH 详细的区分开来,其中,PHE 强调环境规制力度的变化会对企业成本进而企业选址产生影响,而 PHH 则强调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环境规制力度提高将最终引致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转移,PHE 是 PHH 成立的逻辑前提。
综合来看,国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看法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文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第二类文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并不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甚至对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第三类文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随外商直接投资类型、环境规制力度大小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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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及环境规制现状分析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发展趋势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变化趋势可以最为直观地反应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方向。图 2-1 展示了 2004-2019 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总体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期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体呈现出上升态势,但 2009 年及 2012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展现出明显的凹点,2011 年展现出明显的凸点。
图 2-1 2004-2019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趋势   单位:亿美元
可以根据 2011 年这个时间节点把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趋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04-2011 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率较高,由 606.30 亿美元上升至 1160.11 亿美元,增幅达到 91.34%;第二个阶段为2011-2019 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总体仍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是增长速率减缓,由 2011 年的 1160.11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381.40 亿美元,增幅为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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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的统计测度
环境规制力度根据实施对象及可能得到的结果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国家法律法规层面的环境规制政策力度;政府各级组织层面的环境规制实施力度;企业生产者层面的环境规制落实力度。理论上讲,环境规制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力度基本相同。但由于各个省(市)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条件、风俗习惯、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环境规制的实施力度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再加上各企业环境意识及技术能力的不同,在环境规制实施力度不均衡的作用下,会进一步使得区域间环境规制落实力度不一致,并作用于经济生产各个方面。因此,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落实力度展开探讨,文章分析所涉及的环境规制力度在无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均指环境规制落实力度。
综述现有文献发现,对环境规制落实力度的测度主要有三种方法:
(1)污染物治理成本指标法,如污染物治理投资额(慕绣如,2016;唐杰英,2017)、环境治理支出占 GDP 比重(孙荪,
2012)、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杨军,2016)、单位污染物排放治理投入(王勇,2015)等。使用该类指标展开分析可能致使某些环境治理投资较少的省(市)最终测得的环境规制力度反而较大,所以此类环境规制力度指标的度量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
(2)正向指标法,如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傅京燕,2010)、污染物减量化值(邓慧慧,2015)等。该类指标很好的反映了各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力度及其变化,但计算所需的原始统计数据并未逐年更新,使用该指标度量不可行。
(3)逆向指标法,如污染物的排放强度(W.H.L.T,2015)、归一化处理的污染物排放指标(许和连,2016;王奇,2017)等。该类指标从污染物排放的角度间接反映了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及效果,是衡量环境规制力度大小的理想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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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 ...................21
一、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 ..............22
二、人力资本积累充足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 ..............23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25
一、模型构建 ..............................25
二、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25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41
一、结论 ..............................41
二、政策建议 ...............................41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一)核心变量
1.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lnfdi)
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对外商直接投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为减缓异方差及体现变量之间的弹性关系,对外商直接投资做了取对数处理。具体测度方法为:首先,以 2004 年为基期计算各省(市)每年的GDP 平减指数;然后,将各省(市)每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除以对应的 GDP 平减指数以消除价格影响;最后,把消除了价格因素后的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自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计算 GDP 平减指数所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力度(er)
综述现有文献发现,对环境规制落实力度的测度主要有三种方法,各种方法间的优缺点比较见表 4-1:
表 4-1  环境规制测度方法优缺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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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我国环境规制落实力度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章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下,我国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现出 V 型特征。在人力资本未跨越门槛时,我国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成本增加,导致部分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流出我国、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受负向筛选效应而不能进入我国。这最终造成东道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随环境规制力度的提高而降低;当人力资本跨越门槛之后,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转化为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继续留在我国、本身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的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在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通过正向筛选效应进入我国。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集聚建成又会进一步产生集聚经济而吸引大量的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这最终使得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随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增加。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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